新華社北京3月5日電 題：像懲治酒駕那樣治理制假售假——代表委員熱議中小企業“打假維權”
3月5日，政府工作報告提出“依法打擊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等違法行為，讓違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價”。對“李鬼”施以嚴懲的鮮明態度，引起會場內外高度認同。
“心血被仿冒，心情如同坐過山車”
全國政協委員余留芬今年再次帶來了打假提案，這份堅持源于她的“切膚之痛”。
余留芬來自貴州省盤州市淤泥鄉巖博村。這個坐落在烏蒙山腹地的小山村，2000年村里人均年收入還不到800元。2001年，余留芬被選為村黨支部書記后，整合十幾家釀酒作坊建立起酒廠，并決心從村里傳承了600多年的小壇發酵古法釀酒工藝中尋找脫貧希望。
發動村兩委干部和村民入股，找國有企業注資，找銀行貸款……經過一系列努力，酒廠克服了人員匱乏、貸款困難、招商無門的窘境。到2018年，企業年銷售額達到3億元。
然而就在發展漸入佳境時，市面上突然冒出很多“李鬼”。“他們利用我的很多資料，謊稱是我們廠的人到處去招商，導致很多人受騙。”余留芬說。“我真不知道哭了多少次。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心血被仿冒，這兩年的心情就像坐過山車一樣。”
全國人大代表、好醫生醫藥集團董事長耿福能今年也關注“傍品牌”“搭便車”等問題。在他看來，知名品牌就是金山銀山。對此，他提出了“保護知識產權生態鏈”的觀點。他認為，保護知識產權不僅僅是保護形象符號，更應該保護商標和品牌的整個生態鏈。
應提高違法成本、降低打假成本
政府工作報告對假冒偽劣商品堅決打擊的態度，在會場內外引起廣泛共鳴。
余留芬告訴記者，對中小企業而言，普遍面臨知識產權管理能力弱、缺乏保護手段和技術等問題。不少中小企業也充分認識到知識產權的重要性，但由于不了解專業性要求，往往不能有效地保護創新成果。“這就像把一個寶貝放在門窗破損的房子里一樣。”她說。
她還表示，缺乏有效的打假手段一直困擾著中小企業。由于缺乏先進技術，受害企業往往很難掌握仿冒團伙的實際銷售金額，也無法追蹤到制售假根源和相應團伙的真實身份。
全國人大代表、陜西省西安市公安局蓮湖分局勞動南路派出所民警郝世玲表示，很多制售假案件中都或多或少存在著慣犯、累犯。同時警方在基層執法實踐中發現，假貨認定難、執法周期長、成本高的問題普遍存在。
網友“劉小林LL”說：“違法成本低，是違法者有恃無恐的主要原因。”也有網友評論：“付出付不起的代價，關鍵在執行。”
打假需共治 多方宜“助攻”
受訪的多名代表、委員呼吁，執法部門要 “像治理酒駕那樣治理假貨”，對于制假售假違法犯罪行為加大懲治力度，線上線下監管聯動，讓制售假者傾家蕩產、無力再犯。
余留芬提出了對制售假行為永久存檔記錄、將制假被起訴者申請列入失信人名單的建議。“對制售假企業罰款，不能只是‘罰酒三杯’，還要像懲治老賴那樣加大懲處力度，限制他坐飛機高鐵，形成更有力的震懾。”
代表委員們還建議，應聯合社會各界力量，形成“打假共治”局面。 例如建立假貨線索舉報制度，對于提供重大制售假線索的舉報人給予表彰或獎勵，提高全民參與打假的積極性。
耿福能建議，針對一些企業品牌保護意識不強、維權能力不足的問題，應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，并探索一套公允的品牌評價指數體系，由第三方機構進行評價。
許多代表委員還呼吁，中小企業要積極聯合執法部門、電商平臺等各界力量，同時也要借助科技創新進行打假。“一些互聯網企業比如阿里創立了打假新技術新模式，積極配合執法機關、品牌權利人聯合打假，共建打假共治系統，不僅降低品牌權利人的維權成本，也節省執法資源，在業內取得了較好成效，這種打假和知識產權保護的新技術新模式值得推廣應用。”余留芬說。
“網絡假貨治理成效歸功于國家高度重視，同時，由執法機關、品牌權利人、消費者、平臺等各方共同組成的打假共治系統首次實現標志性閉環。”阿里巴巴知識產權保護總監李溪涵表示。
（新華社“中國網事”記者 吳光于 陳晨 吳剛）
